credit: United Way Centraide Ottawa

2009 年伊朗總統大選示威，常被引用為 twitter 協助社會運動串連的案例。德黑蘭的學生走上街頭，抗議大選不公，要求重新選舉。三百萬人聚集，而德黑蘭街頭的狀況透過 twitter 與社會媒體傳播全世界，忽然，大家的 twitter 上開始出現伊朗最新消息的 retweet。美國國務院甚至要求 twitter 當時不要進行表定的網站維護作業，以保持 twitter 暢通，事後還有好事兄要提名 twitter 爭取諾貝爾和平獎云云，於是「Twitter Revolution」這個概念開始出現了。

但是，社會網絡媒體真的有動員革命的力量嗎？美國最好思辨的名作家 Malcolm Gladwell，十月四號在《紐約客》上寫了一篇文章：Small Change,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? 他在文內指出，最近越來越多研究發現，當時在伊朗國內使用 twitter 的人極少，大部份是西方人或是記者在推，而大家讀的是加了 #iranelection 的英文內容，也不是伊朗人寫的伊朗文 tweets。要說 twitter 激起伊朗革命，或是動員群眾參與革命，實在是言之過重！

原因大家其實都知道：不論 twitter 也好，Facebook 也好，社會網絡的基礎都是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 所說的弱連結，僅僅認識，在聚會、研討會、或是工作的同事或合作對象，這種關係的朋友來上百個不難，但都不是真實生活中的”朋友“。因此在社會網絡上發起的運動，都只能促成小改變，就是那些興沖沖參加，也不會有甚麼要命危險的串聯。

Gladwell 舉最近剛出的新書《蜻蜓效應》（The Dragonfly Effect: Quick, Effective, and Power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to Drive Social Change）中的故事說明他的觀點。幾年前矽谷創業家 Sameer Bhatia 忽然發現自己患了骨髓白血病，需要進行骨髓移植手術，但是因為他的基因特殊，在親戚中找不到符合需要的捐贈者，更要命的他是印度人，在美國NMDP 骨髓銀行中，只有1.4%是南亞人捐贈的骨隨，找到符合骨隨的機率是兩萬分之一！他與他的夥伴決定不向困境屈服，利用email，所有可以想像的社會媒體工具，部落格、facebook、youtube 等，把找到相符骨髓這件事當作解決商業挑戰來做，針對所有可以找到的朋友，發起 email campaign，目標是找到兩萬個自願捐贈者的登錄名單。結果在11個禮拜內，有 24611 個新的南亞裔登錄到 NMDP 名單上，而從這些新登錄者中，Sameer 終於找到了完全相符的骨髓。蜻蜓效應的作者樂觀認為，社會網絡的新技術與新媒體手段，帶來了對抗醫療、社會問題的革命。

但 Gladwell 不以為然。

他認為，當你真正想發動一個社會運動，組織抗議，必須與公權力、警察、催淚彈對抗的時候，社會網絡那種弱連結是不管用的。帶有危險的社會抗爭，還是需要緊密結合的組織、中央發號司令、分工細密，嚴格紀律，否則根本搞不起來。今天的社會網絡串聯，即使如骨隨檢測的登錄，也還是無傷大雅，危險性極低的事情而已。

要瞭解其間的差別，他在紐約客文章裡說起 1960年2月1日的故事，那是著名的北卡 Greensboro 鎮 Woolworth 午餐店事件。四個黑人大一學生想在午餐桌抬叫杯咖啡，但是侍者對他們說：我們這裡不服務黑鬼（We don’t serve Negroes here）。Woolworth的L形長桌有66個座位，但規定只給白人坐，黑人只能站在尾端的吧台（snack bar），沒資格上座位。但是四個大一新生堅持不走，從四點半堅持到五點半，他們從邊門被趕出去。第二天，同校同棟宿舍的27 個男生與 4 個女生來聲援，男生還穿著西裝打領帶，就在桌上做起學校功課。再隔ㄧ天，黑人高中生也來加入，第三天的抗議人數已經增加到300人，白人也加入。到週六，有600人要坐進去，隊伍排到大街上，橄欖球隊也趕來。一個月後，是七萬人參與的”坐進去“運動，橫掃南方好幾個州，期間有幾千人被警察逮捕，成為整個六〇年代民權運動的濫觴。

Gladwell 觀察到，在一個沒有email、簡訊、Facebook、twitter 的年代，抗議運動的動員可以一樣有效，甚至規模更大。與今天社會網絡發起的運動大不相同的是，當可能面對真正的危險、逮捕、警棍、毆打，你只能動員到非常相信的人，真正的朋友，室友，同志，而運動的組織也必須階層分工，中央控管，有效運作。由平等的弱連結所建立的社會網絡，只在「作為傳播創新、跨界合作、聯結買家與賣家、約會平台等很好用，但是要促成高風險的社會運動，弱連結很少幫得上忙。」翻成白話文來講，當要面對公權力、逮捕力的時候，twitter 可以動員嗎？

我是這樣想的，當不僅三百個同校同學，而是跨州跨校七萬人參與的時候，不也是弱連結主導了嗎？一開始 Sameer Bhatia 與他的合夥人寄出的信，也是三百封，最後動員到兩萬人登記。弱關係再多，還是要靠核心發起；緊密的關係再強，最後還是要靠弱關係來擴散。作家 Alan Rosenblatt在 The Huffington Post 寫了 Which revolution will be twittered? 回應Gladwell的文章，說twitter 革命了溝通方式，但是社會革命本身本來就是另一回事。

不過 Gladwell 的觀察開始讓我們注意，社會運動該訴諸甚麼樣的管道才好。僅僅今年台灣不乏經典案例，大埔農民、中科徵地、台塑六輕抗爭、流浪動物之家搬遷、美國牛進口，很多社會運動也運用了社會網絡與公民媒體，有效嗎？有沒有熱血青年可以分享其中的經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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